习近平对广大年轻干部的要求，释放了鲜明信号！

  日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习近平对年轻干部提出的要求，针对性极强，释放了鲜明信号：面对当前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广大年轻干部干事业决不能做样子，必须起而行之、勇挑重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然而实践中，有这样一种干部：工作不可谓不努力，精力投入不可谓不大，但照章办事过于循规蹈矩，服从领导过于亦步亦趋，“上级指哪，我就打哪”，“会听话，会做事”，甚至是“会来事儿”，似乎只是上级组织或领导“手”“脚”的延伸。这类干部，失去了干事创业的锋芒，变成了实打实的“工具人”。“干部工具化”无疑不符合习近平对广大年轻干部的期待，更不符合党和人民事业的要求，亟需纠正。

  “干部工具化”有何突出表现？
  ☞思路僵化。一些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凡事都按照文件要求办，按指示办，囫囵吞枣，“不敢越雷池一步”，理解机械，不考虑实际情况。这么做，虽能保证文件精神在表面上落实，但忽视了实际问题的真正解决，偏离了实事求是工作精神，导致民众办事面临各种困扰。现实工作中，被要求提供的各种奇葩证明，证明“我是我”“小孩无犯罪记录”等，便是典型例证。工作人员严格按文件办事，缺乏常识，只认证件不认人，缺少任何一种证明都不能为群众服务，这就是不考虑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只认“规定”，否定联系实际。又如，在疫情期间，群众委托他人代办事项、远程视频协助核实都不能通过，仍然强调必须本人亲自办理；疫情期间，办事群众因材料获取困难，希望工作人员给予后续补上的机会也不能获得理解等。种种问题看似体现一些干部办事认真，实际上是缺少灵活性，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作怪，而不是所谓的原则性强。
  ☞落实虚化。文件精神、上级指示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落实。一些干部对上级的信息不分析，“不增不减”，因此就使得文件精神或领导意图与实际操作及具体落地之间缺少必要的转换环节，所谓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传达会议，就是一个具体例证。这样做，表面上看似不存在遗漏、歪曲上级精神的问题，但由于工作中没有底气、不接人气、不接地气，严重脱离实际，终使得政策落地与初衷不符合，效果不佳，没有显示出政策绩效。这种“传声筒”式的落实表面上看似乎严格遵守了政策要求，实际上完全把政策定方向、谋大局的功能与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可操作性对立起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意不到现实往往是变动的，充满了偶然性、突发性因素。不论政策制定多么，在实际贯彻过程中都应因时因地作相应调整，以便更好地回应现实。此外，不同地方各有特色，执行过程中也需要讲究因地制宜，不能不考虑具体实际，不尊重群众意愿搞“一刀切”。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工作表面上干得有声有色、有始有终，而实际上都是“花架子”，是落实的虚化或表面化、片面化。
  ☞创造弱化。“干部工具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工作中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过于谨小慎微，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一些干部负责处理或者撰写大量报告，各种报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写作过程中，会按照既定模板完成任务，而不会进行针对性写作，有所创新、做些突破，当我们在各个层面接触到这些文件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一些干部在对待领导交办的任务时，会严格按照领导说的每一个字执行，甚至达到“咬文嚼字”的地步，深怕误解领导意图。这些工作形态实际上无法将工作做到，都是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降低自己的思维能力，不革新不创造的表现。

  为什么部分领导干部成了“工具人”？
  ☞工作压力催生工具化倾向。“干部工具化”现象与工作压力有关，是在压力和困难面前缺乏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求自保”心态的一种反映。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适应了比较舒适的“岁月静好”的生活，当工作中矛盾和风险比较集中时，就很不适应。比如，近一段时间里，我们遇到的大事、难事很多，而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就给一线干部带来巨大压力。在内外压力下，既要把事情做好，又要满足上级要求，还要防止工作失误及追责，压力值飙升。如何才能减压？封闭自己、不出头，“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成了一些干部的合理选项。
  ☞“领导权威”助长工具化风气。广大干部理应高效完成上级交办的事项，并及时反馈工作情况。但一些干部为体现自身精明强干、“靠谱”，值得领导信任，在未理解文件精神、未深耕工作实际的情况下，便急功近利地做工作。此外，有的领导在布置任务时，会基于对自身经验和知识自信等给出几点工作建议，作为执行人员，必须服从建议，领导和执行人员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办事人员即使想创新，也无空间可言。
  ☞避责心态导致工具化选择。在严厉追责的情况下，对一些干部来说，如何“避责”成了考虑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做事就要承担责任，不做事就没责任，但是不做事又会面临懒政怠政风险，所以避责的“”选择就是循规蹈矩、无条件服从，完全按上级给定的“路线图”开展工作。一些认识，如，“创新易犯错，沿袭更稳重”“照章办事错了主责不在我，创造性办事错了主责在我”，就反映出一些干部的思想活动，与其花费时间、精力结合实际情况去琢磨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不如按照以往工作思路和既有“模板”做事，常态化工作比创造性工作出现风险的可能性更小，做起来也更轻松简单，出了问题也较难追责。追责的实际操作过程，也常给干部以做错事比少做事、磨洋工更严重的印象，所以一些干部宁愿选择少做事也不愿费力去做“不划算”的事。
  ☞能力不足需要工具化来弥补。有笑谈认为，“中国的一个县长都可以当美国总统”，但也足见我们的干部所做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对干部能力的综合要求之高。随着事业的全力推进，能力不足问题对一些干部来说越来越突出。本领恐慌使得个别干部进一步把自己“封闭”到文件和上级的指示中，“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既然我不能独立面对问题和压力，那只有奉命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年轻干部来说，能力欠缺是更为突出的问题。年轻干部多是通过考试进入干部队伍的，缺乏实际工作历练，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握和处理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但问题和矛盾不等人，只能在干中学、学中干，这个学与干结合的过程，更多地反映在对“工具化”的认同上。对一些干部来说，按文件和上级领导指示，把任务传导给下一级单位，是为省心省力的选择。而个别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单位，在压力超出能力之外时，则往往优先选择以“上级要求”为由，以“一刀切”的方式应对多种诉求和诸多难点，“执行上级指示”是其能力不足的护身符。
  ☞错误权力观契合工具性服从。现实生活中，“权力依附”依然存在。一些干部误解用权为民的人民权力观，把自己的升迁寄托在“一把手”身上，把自己服务的对象也聚焦于“一把手”身上，因此在领导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怕违背领导意志。这种状况客观上对于落实工作也有好处，但因其根本上的价值观错误，工作绩效终究会成为负值。在下级干部不假思索、不联系实际地全力执行领导意图、全面做好领导布置的任务时，如果执行的是科学决策，但因存在“邀功”的盘算，往往会出现不断加码的问题，好事变成坏事；如果领导意图或决策有偏差，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带来纠偏成本极大的问题。此外，权力依附还带来了人身依附、职务依附、群体依附，使个别干部变成贯彻某个领导意图的工具，甚至成为所谓混官场的“黑”。
  ☞“铁饭碗”“零部件”心态塑造工具化认知。一些干部没有正确看待公务员职位的“为公”特性，仅仅把工作视为“铁饭碗”，导致他们不会用心去思考把握工作。在他们看来，工作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生活中还有家庭、各种爱好等，要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以我为主”，不能“舍本逐末”。这种对待工作的敷衍态度，往往造成干部工具化倾向。有些干部缺乏进取心，认为体制如机器，每个干部像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支持着体制运转。“零部件心态”让一些干部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存在可有可无，每天“打酱油”也能“混过去”，伴之“铁饭碗”观念，领导推一推，我就动一动，不会多想应该如何使工作做得更出色。
  ☞体制误读强化工具化自觉。个别干部对党的根本宗旨和权力组织架构的认识不到位，认为我们的体制要求的就是“服从”，强调“权威”“忠诚”“守规矩”，反对灵活与创新，因此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是“工具”，工具化是必然的。这种认识表面上看似符合实际情况，其实似是而非。这种认识看似忠诚于体制，实际上是囿于体制带来的资源与好处，并不等于从价值观上对体制的认同。这种认识在实践中往往转化为唯领导马首是瞻，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能质疑领导决策，认为这是“政治正确”“大局意识”，进而放弃独立思考，不断自我否定。相反，创造性开展工作，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则往往会被个别干部视为挑战领导权威，不服从组织安排。而上述这些误读正在为“干部工具化”背书。

  对策